因此，本文使用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概念，往往蕴含其常委会兜底职权(例外情况另作说明)。
(25)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是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提供服务的专门工作机构，(26)而宪法解释权同立法权、监督权一样，这些纯粹的国家权力必须由权力机关本身集中和统一地依照法定程序行使，(27)办事机构、专门工作机构显然都没有相应的资格。(71)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不同国家机关权力之间、国家机构权力与宪法权利统一性的表现。
而无论是修改刚刚制定的《宪法》，还是在缺乏宪法规范支撑的情况下，修改或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都不可行。《监察法规决定》解决了这些难题，并构造出宪法、法律、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既彰显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也有利于在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它作为宪法解释的理由在于：第一，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宪法依据。落实党中央的重要号召，必须首先深刻扎根于我国本土宪制，而非任凭欧风美雨浸淫的制度移植或理论嫁接，秉持形式与实质并重的逻辑思维，系统考察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通过某些文件开展了宪法解释的具体实践。(51)尽管在2019年认定一些地方性法规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明确适用《宪法》第40条进行说明，并向制定机关指出，(52)但这不是根据公民提请启动的被动审查，也不属于宪法解释，更没有以之为基础进行正式的合宪性审查。
但客观形势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二十五条增加了第四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可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安全等领域监督相应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开展了监督行政机关执法不严的试点工作，但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而暂停。《国安决定》作为宪法解释的理由是：一是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有关职权的宪法依据。关键词: 合宪性审查 基本权利间接效力 保护规范理论 利害关系 公民可以向行政主体主张宪法基本权利吗？这一问题从原则上看似乎是肯定的——行政权作为公权力的一部分，当然应当受到宪法规范的调整，然而仔细考究却又存在重大疑问。
[16]最激进的学者是米迦勒·霍夫曼（Michael Hoffmann）。[40]参见章剑生，见前注[23]，第262页。同法第9条第1款所称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除相邻权纠纷等相反利害关系外，还应当包括这种设定地位引起的互换利害关系。（三）两者的关系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外效力（外侧效力）可以作如下的归纳。
例如，行政机关因为公民甲违章驾驶而处罚甲这一情形，行政处罚的实质不是因为公民甲的违章行为对行政主体有什么危害，之所以要对甲处罚，是因为甲的违章行为可能会危害到一般社会公众的安全（一般违章），或者已经危害到某个具体他人的安全（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违章）。[5]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误解澄清与本土适用，《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170—176页。
因此在析出行政法权利时，必须适用基本权利教义学，即利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划定（包括基本权利的竞合）、基本权利侵害、基本权利侵害的正当化（包括基本权利冲突原理）三阶段的体系化思考方法。这一步骤当然包括在利害关系的析出中，但更是最基础的找法阶段，明确从哪里析出利害关系。这种将行政法解释与适用全面基本权利教义学化的思考方式比起上文行政法权利与基本权利并用论更为激进，实际也更为精致化，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是否在保护某种权益取决于是否落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而不是笼统地承认公民对行政主体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权。另一方面，现实中当然存在不依据任何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由于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可以适用，所以面临和宪法的直接对决，但此时依然需要分情况讨论。
相反，倘若一个行政行为是合法的，那么行政行为违宪的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即便有违宪性，也是法律规范本身的违宪性，不可能直接绕过法律规范去评价行政行为的合宪性，所谓法律规范合宪，但行政行为违宪（适用违宪）的本质是行政行为没有适用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因而不可能具备合法性。但问题就在于，废除基本权利侵害的目的性与直接性要件后，在不认同全民监督诉讼的前提下，势必要提出一种新的标准去限制诉权和复议申请权。[17]然而，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侵害已经达到了重大的程度，此时要么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法从行政法律规范中导出权利，如果无法通过法解释的方法从行政法律规范中导出，那么只能意味着立法的不作为违宪——即上述合宪性审查的第四种情况（消极抵触宪法）。譬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判例中明确，根据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的决定。
此时只能两者择其一，要么评价依法行政中法的合宪性——违宪则单一适用基本权利，要么使得基本权利融入到法的解释中——单一适用法律规范。下面依逻辑顺序予以说明。
在这种场景中，行政法不仅不与基本权利冲突，反而作为基本权利具体化的化身，两者融为了一体。宪法上受益权与法律的基本结构是：宪法要求国家提供个体乃至某类人群基本的物质设施、金钱给付或社会保障，需要下位法具体落实（作为义务），为实现这种作为义务，国家需要从社会取得一定的财产与资源（资源取得），在财力状况与人的最基本生存需求之间探究宪法要求的最低给付义务标准。
这种状况本质上是规范法学方法的缺失所造成的，面对宪法上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发达，行政法学亟需一套具体且可供实践操作的理论框架衔接，唯如此，同为狭义公法学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对话与融合方为可能。因此，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历史解释上看，我国现行法上行政行为相对人与第三人都是利害关系人，都应当统一在利害关系的解释框架下判断诉权，并不存在割裂理解的必要。因此，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至少有个体（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大小规模不等的群体、一般公众三个类别，并且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一定条件下亦可互相转化。外侧效力与内侧效力的关系是：若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抵触宪法，则保护规范标准不适用，基本权利发挥行政法外效力。另一方面，在基本权利行政法内效力的具体运用中，基于宪法基本权利与行政法的关系原理，基本权利规范对行政法的解释与适用发挥弱间接效力，根据基本权利的原理和结构对行政法上作为基本权利变形产物的利害关系析出作辅助分析。结合我国学说与比较法，总结来说一共有三种思考方式：基本权利全面介入、基本权利个别介入与基本权利辅助分析。
土地征收形成的相反利害关系是手段一，而土地出让的相反利害关系是手段二，最终通过房地产开发而保障城市发展建设才是最终目的。然而，基本权利毕竟是一种抽象的、大纲式的始源性权利规范，如同未加工原材料。
上述第一种情况在现实中较为少见，但第三种情形应当是最常见也最普遍的行政法律规范现状，因而基于保护规范标准解释、论证甚至争辩行政法应当在保护什么样的权益，应当在调整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几乎是法律适用过程中永恒的主题。谁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极少数场合可能存在识别困难问题，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理论可以判断（实务术语为实际影响标准）。
二、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内效力基本权利的行政法内效力（内侧效力）可以理解为基本权利对行政法的间接效力，也即基本权利对行政法的辐射效力。对此，基本权利就可以起到价值明确作用——当这种利益属于宪法上特别重要的基本权利法益时，如身体、生命、健康、安全等属于价值位阶特别高的基本权利利益，则原则上属于无法被公益所吸收的特别保护的个人利益，应当较为宽松地认定保护性。
（一）利害关系的统一解释框架《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23]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264页。（一）间接效力与保护规范理论要在行政法上发挥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其实现方式是依赖广义的合宪性解释（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其一，当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本身违反宪法时（上述合宪性审查所述积极抵触与消极抵触）, 保护规范标准的适用不成立，基本权利发挥行政法外效力。
来源：《中外法学》2023年第5期。然而，光理解上述原理是远远不够的，法律适用的实践场景中需要具体的运用方法和操作指南。
[30]而这种基本权利个别介入，通过价值排序的思考方式正是诞生在这种背景之下，是对基本权利与行政法权利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简洁的理解。[43]参见翟翌、李慧玲：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处理中利益衡量位阶体系的构建及运作模式，《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55—162页。
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利害关系在水平层面上复合在一起组成的利害关系网，所谓水平即这些利害关系之间没有顺序层次，属于同一方向上各种利益与损害复合在一起，它们互相之间有共同的冲突目标，行政法要求行政主体结合各方的利与害考虑，作出一个综合的利害调整。[22]参见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第97页。
[3]此处不再赘述，仅就过去并没有重视或亟待明确的两个问题予以分析。从这一规定的表述来看，不管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好、第三人也好，都是利害关系人，统一在利害关系的解释框架下判断诉权。但是，作为公权力行使表现的行政行为，其根本目的不仅仅在于调整私益——可识别到个体的个人权利，更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或者基于规模稍小的集体利益等集合性利益而作出的。第一，这种做法引起宪法与行政法在法律位阶适用上的困惑。
然而，基本权利位阶秩序理论是颇有争议的。问题是前阶段利害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是否可以就后阶段行为起诉，主张自己的原告资格？从基本权利辅助分析的角度出发，这应当是不存在疑问的——因为行政法律规范本身就是根据多样的行政任务，调整、均衡、差异乃至分化基本权利而得来，既然不同的权利是基于同一个目的复合而成的权利义务束也即利害关系网，那么行政主体必然需要根据这一张利害关系网综合作出利害调整。
[10]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行提字第13号。结合到具体场景中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间接效力或辐射效力的强度。
然而如上文所述，我国实定法上可以用作为法源之一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进行评价，导致无效的法律后果。譬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款中所称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宪法权利，公民可以主张基本权利受行政行为侵犯从而获得诉权吗？再譬如，行政主体对公民作行政处罚时，到底是单纯依据行政法律规范作出，还是必须同样考虑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依法行政与依宪行政在具体场景运用中存在一定张力，既要依法行政，又不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论需要更具体的分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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